受访专家以及代表委员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减税增效，具体操作应从以下几点着力：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第三，资本增值和利润实现之间的矛盾。许多私企由小做大后，经常因产权不清而内部打架。
总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它们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是国际垄断资本，内部威胁则是官僚资本。第七，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应该为私企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特别是面对外国垄断资本冲击时应提供国家保护。前面谈了，国有企业需要改革，而且要深化改革，但改革不限于国有企业，国企改革的目的和原则更不是私有化。这里必须强调，国有企业中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关系外，还有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关系，而这并不表现为劳动者个人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中国私有企业的改革路径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私企面临这么多矛盾，该如何推进改革，使其健康发展呢？刘永佶：中国私企受到国外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既要克服外部矛盾，更要解决好内部矛盾，才能良性发展。
片面的只针对国企的改革观点，实际上就是主张私有化，就是要把中国国企私有化。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关系，体现为相对独立的一个权利系统。我们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不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制环境下展开公平、自由的竞争，通过市场的机制来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它们以盈利为目的，更多地带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以纯粹的企业形态而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我们的国企改革方向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所有关于国有企业只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经济要求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观点，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存在的目的。二是切割国有企业管理者与现行的非市场化选拔任用体系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管理者真正实现公平、透明、专业的市场化选择，得到全民的认可和市场的认可，并辅之以完全市场化的薪酬与激励机制，破解困扰国有企业的激励不足和高薪腐败矛盾。
即在一个社会基本认同的法制框架下，企业内部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工会相互制衡的现代企业制度，资本方实施有效的授权与监管，管理方得到有效的激励和信托责任，劳动方得到所需的基本权益保障。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的欧元区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强力干预市场的呼声和行为比比皆是。
作为资产阶级守夜人的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有效运转，在一些私人资本不愿意进入的行业，在一些带有公共服务性质而不宜由私人资本掌控的领域，通过兴办国有企业来弥补市场空缺。计划经济主要通过对公有制企业的指令计划来实现，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在法制环境下的自由竞争来进行自动调节。在双方的交锋中，有一些原则性重大理论问题，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基本概念，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扭曲了。在国企改革实践中，通过抓大放小和战略重组，把国有经济收缩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收缩在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和公共服务领域。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可以是私有制企业，也可以是公有制企业。二是要使国有企业与其所有者即全民之间建立真正的利益关系。其次，它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法律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如果我们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道路，那就一切免谈。
国有企业首先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在法律上与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别无二致。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以及亚洲的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
这是一组关于所有制属性的概念。第一，必须明确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初级阶段。
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取得了对企业形态的共识。争论无法在一个共同的语境和平台上展开，导致各说各话，结论离题万里。当然，我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过多地借助于对国有企业的计划指令，确实存在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相悖，发展市场经济不能以牺牲公有制为前提和代价。事实上，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那些私人不愿意进入和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和领域，政府在许多自然垄断行业、资源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广泛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即全民所有，消灭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导致的生产的盲目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自由和解放。
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还原国有企业的企业属性，强化其全民所有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推进国企改革走向市场，走向科学，走向共赢，走向和谐。第四，必须明确国企改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完善行为和主动适应过程，不是将之作为一种破坏市场经济的特殊存在而予以革除的过程。
以所有制为核心分歧，国企改革理论形成两大阵营：一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另一方要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国有企业一般都要以盈利为目的，这样才能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实现劳动成果最大化地归全民所有。
由此建立一种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监督、全民支持的，超越社会所有制与国家资本主义任何形式的，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并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有制形式。通过此特设机构，一是切割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组成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纠葛，使国有企业还原为纯粹的企业。
公有制的对立面是私有制。由此，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微观主体身份，破解西方社会对我国国有企业国家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竞争的指责。市场经济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理论上的一般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市场经济，一般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计划经济。
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底线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相一致面对发达国家货币霸权的绝对优势，相对弱势的新兴国家虽可追随其量化宽松，但却极易引发自身高通胀的负作用，而如果追随其汇率贬值，则必将引发更为难解的全球汇率争端。
进入专题： 美欧货币霸权 。人民网3月24日电，西班牙《起义报》发表劳尔·兹贝奇题为巴西宣布对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战的文章，称巴西总统罗塞夫一直在抱怨欧洲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海啸损害新兴国家的工业，并表示将采取一切保护本国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顺差已从2008年的2954.6亿美元，降至2011年的1551.4亿美元，降幅高达47.5%。不可否认，美欧经济已趋于好转，这固然与其自身压缩财政支出、刺激实体经济等因素密不可分。
事实上，对此新兴国家近几年亦可谓动作频频——以我国为例，自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央行已与中国香港、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近万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2月份我国贸易逆差额度高达314.9亿美元创9年来之最。而面对发达国家货币霸权的绝对优势，相对弱势的新兴国家虽可追随其量化宽松，但却极易引发自身高通胀的负作用，而如果追随其汇率贬值，则必将引发更为难解的全球汇率争端。此外，我国更与中国香港、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双边贸易直接结算，与印度银行亦已形成双边货币直接结算的协议，而与巴西的双边结算本币结算系统亦早于2009年即已达成共识，以大幅减少结算环节的美元中介功能。
不仅因为美元和欧元占到全球储备货币的60％以上，占全球结算货币亦高达50%以上，更因为美欧经济逢低谷之时，必然会有货币量化宽松和汇率贬值的冲动。而这种货币战所造成的负作用，被更多的转嫁至新兴国家。
在文章中，周小川提议应创造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改革现行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提议一度引发全球金融界的强烈关注。这可能是继2009年3月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后，新兴经济体向欧美货币霸权发出的挑战。
美元垄断已逾百年，欧元亦是通过打造欧元区的集体货币才逐渐形成相对优势，但仍在欧债危机的强大冲击下，险些分崩离析。新兴国家要挑战美欧货币霸权，需要在确保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金融安全监管到位之下，系统筹划循序展开。